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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节实施轻徭薄赋策【求医】

发布时间:2021-01-14 16:35:37 阅读: 来源:腰靠厂家

古代中国,是一个靠农民养活的国家,统治者对农民剥削的多少轻重,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盛衰兴亡。无数历史经验证明:赋税越轻,国家反则越富、越兴旺繁 荣;赋税越重,国家反则越穷、越衰落凋敝。因为轻徭薄赋有利于生产者组织再生产,创造出更多的财富,促使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繁荣,从而为国家提供取之不 尽的财源。相反,横征暴敛的结果,国家虽可解救一时燃眉之急,去会带来无穷祸患,使生产者失去再生产能力,破坏生产正常运行,无法创造出更多财富供统治者 榨取,导致国家财源枯竭,呈现报复性的恶性循环。尽管经济政策是受政治方针制约、主宰,但是经济发展规律往往不以政治愿望为转移。一旦政治暴虐一尺,经济 便会跌落一丈。

自周秦以来,在正常的形势下,农民种田的租税负担,仅是总收获量的十分之一,即国家收取什一之税。统治者在制定这一税 率时,首先考虑到农民自身吃穿用和再生产的需要是多少,防止因国家税重而伤民害农,对“民伤则离散,农伤则国贫”的历史教训有较清醒的理性认识,不敢无限 增加农民负担。但是,什一之税,仪是让农民维持最低生活需要,随着统治者欲望无限,对农民的剥削除田租之外,尚有各种名目的赋税负担,使农民深陷穷困之 中,经济发展异常缓慢,国家的发展随之举步维艰,长期贫穷落后。

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,奋其私智,穷奢极欲,“内兴功作,外攘夷狄,收 泰半之赋,发闾左之戍。男子力耕不足粮饷,女子纺绩不足衣服。竭天下资财以奉其政,犹未足以瞻其欲也。海内愁怨,遂用溃叛”。农民将自己每年收获的三分之 二交税,供给统治者挥霍享乐,而自己终岁劳苦,食不饱腹,衣不蔽体。男子成丁后,立即开始服徭役,“一岁屯戍,一岁力役,三十倍于古;田租口赋,盐铁之 利,二十倍于古。或耕豪民之田,见税什五。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,而食犬彘之食。重以贪暴之吏,刑戮妄加,民愁亡聊,亡逃山林,转为盗贼,赭衣半道,断狱岁 以千万数”。如此横征暴敛,百姓困难重重,国家岂有不亡!

西汉政权建立后,由于“接秦之弊,丈夫从军旅,老弱转粮饷,作业剧而财匮, 自天子不能具纯驷,而将相或乘牛车,齐民无藏盖”。凋败不堪的经济形势,严重关系到西汉政权能否存在下去,迫使统治者必须采取扭转形势的有力措施。故而刘 邦“约法省禁,轻田租,什五而税一,量吏禄,度官用,以赋于民”。其田税较历史上的什一之税减少三分之一,并根据国家实际需要,制定其他各项税收标准,尽 量做到轻徭薄赋,减轻百姓经济负担,使之重新回到田里,恢复生产,安居乐业,为政权的巩固与发展奠定基础。

惠帝即位,施恩百姓,诏告天下:“减田租,复十五税一。”此一记事,表明刘邦所颁行的“什五税一”政策未能贯彻始终,很可能是在后期又回到什一之税上来。至惠帝时感到田租过重,不利于生产发展,而重新恢复十五税一政策。

吕后称制后,又经过八年轻徭薄赋,终于使国家出现“民务稼穑,衣食滋殖”局面,农业生产逐渐得到了恢复与发展,经济形势略有改观。

文帝即位后,生产虽为上升趋势,但国家仍无积蓄可恃,百姓仍处于半饥半饱之中,须继续推行休养生息政策。另一方面,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,使自战国以来兴 起的背本趋末之风重新抬头,奢靡淫侈之俗日长,百姓纷纷弃农经商,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。虽然是“法律贱商人,而商人已富贵矣;尊农夫,农夫 已贫贱矣”。这种不重视生产而追求流通,无法使社会财富得到增长,必然导致囤积居奇,哄抬物价,使人心浮动,社会不稳,同统治者的愿望背道而驰。故此,汉 文帝为进一步刺激农业生产的发展,对农民采取更宽松的让步政策,多次下诏劝农,极力呼吁:“农,天下之大本也,民所恃以生也,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,故生不 遂。”并亲自率耕,以为天下先,鼓威人们从事农业生产。

但是,尽管汉文帝重视农业发展的方针是正确的,却无法改变力农不如经商的事 实,经商致富的诱惑力远远胜过皇帝号召力。至于贾谊、晁错等政论家们,虽然对国家的形势保持清醒认识,提出过某些抑商重农建议,希望能扭转形势,但他们的 建议,也仅是头痛医头,脚痛医脚,不可能阻止住商人的崛起。贾谊对弃农经商、奢靡淫侈,视为天下大残、大贼,向统治者敲响警钟。他在上书文帝时称:“今背 本而趋末,食者甚重,是天下之大残也;淫侈之俗,日日以长,是天下之大贼也。残贼公行,莫之或止;大命将泛,莫之振救。生之者甚少,而食之者甚多,天下财 产何得不蹶!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,公私之积犹可哀痛。失时不雨,民且狼顾;岁恶不入,请卖爵、子。既闻耳矣,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。”贾谊的这 番话,表明西汉刚刚走向恢复发展的经济形势,因弃农经商者日众又蒙上了阴影;种粮的人少而吃粮的人多,是社会贫困的主要原因。他建议“驱民而归之农,皆著 于本,使天下各食其力,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晦”。这样一来,国家便可以有足够的积蓄,人民乐于所从事的行业,皇帝也就不必为天下危机担忧了。

继贾谊之后,晁错又上书文帝,进一步分析国家蓄积不足的原因,建议实行贵五谷而贱金玉的重农政策。他对文帝说:“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,非能耕而食之, 织而衣之也,为开其资财之道也。故尧、禹有九年之水,汤有七年之旱,而国无捐瘠者,以蓄积多而备先具也。今海内为一,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、禹,加以无天灾 数年之水旱,而蓄积未及者,何也?地有遗利,民有余力,生谷之土未尽垦,山泽之利未尽出也,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。民贫则奸生。贫生于不足,不足生于不农, 不农则不地著,不地著则离乡轻家,民如鸟兽,虽有高城深池,严法重刑,犹不能禁也。”广大农民虽终岁勤苦,而不得温饱,被逼“卖田宅、鬻子补以偿债”,而 富商大贾坐食渔利,积储倍息,“其男不耕耘,女不蚕织,衣必文彩,食必粱肉;无农夫之苦,有千百之得。因其富厚交通王侯,力过吏势,以利相倾;千里游遨, 冠盖相望,乘坚策肥,履丝曳缟。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,农人所以流亡者也”。“俗之所贵,主之所贱也;吏之所卑,法之所尊也。上下相反,好恶乖迕,而欲国富 法立,不可得也”。最后,建议文帝推行轻爵贵粟政策,并指出:“粟者,王者之大用,政之本务”;“爵者,上之所擅,出于口而无穷”。令民可以出粟买官职爵 位,或者用粟免罪减刑。从而使粟变成无价之宝,种田的人自然会多起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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