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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3万亿“其他支出”里腐败依然遁形

日前，2013年度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在网上拉开大幕，在这些部门公布的数据中，“其他支出”一词频频出现，有报道称，汇总财政部近日公布的2013年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决算，散布在各表格中的“其他支出”总额约1.3万亿元，相当于2013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。

在编制预算时若有无法归类的开支，把它填入兜底的“其他支出”，这未尝不可。这个类别本应是部门支出中占比较少、数额不大、相对零碎的花费，但现实却并非如此。一些部委的预决算表中，这类支出有喧宾夺主的意味，有的具体科目“其他支出”占比四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。

这些问题并不局限于中央部委，在一些地方也表现突出。中国人民大学此前的一项调研发现，在一些政府预算中，“其他支出”数额巨大，在一些基层政府尤为明显，最高的能占本级支出的40%左右。即便有些地方比例不高，绝对金额也往往惊人：在某省2013年的预算支出中“其他支出”也有229亿元，占省级财政预算支出的11%。为什么一些地方和单位偏好“其他支出”？原因无外乎三点。

首先，一些支出已超正常标准，故意不放在规定的支出科目核算。比如由于中央“八项规定”或者相关财经纪律的限制，有些支出有上限或者不能增加，但实际支出又超标了，为了安排这笔资金的出处，就只好“乾坤大挪移”，把那笔超标的支出放到“其他支出”中，这样既避免曝光超标开支，还描绘了一个“守规矩”的形象。

其次，工作中出现一些看似合情、合理，但不一定合规合纪的费用，没有相对应的科目，就把它放在“其他支出”科目中核算。在实践中，有些单位为了让工作顺利开展而“打通关节”，馈赠了价值较高的礼品或者提供了特殊的服务，但这种开支无法明说，只能用“其他支出”的名义掩人耳目。

再次就是由于财务人员图省事，把不好区分的费用统统列入“其他支出”科目核算，或者是一些正常的开支，由于体制的限制不得不依靠“其他支出”挂账垫支。这些费用还可能存在票据不规范、不符合财经法规的要求等问题，但也有因为现实的困难，只好通过“其他支出”这个“筐”，把各种麻烦都装了进去。

尽管“其他支出”的设置有其合理性，也不是所有“其他支出”科目都存在问题，但它在现实中确实潜藏腐败风险。在公开报道中，安徽宿州和湖南浏阳等地出现过利用“其他支出”囊括奖金补助、参观学习等科目，甚至包括足浴水疗等奢侈消费。问题不仅在于“其他支出”容易成为藏污纳垢的“筐”，还在于它的膨胀妨碍了公众对这部分财政资金的监督。也正因如此，有必要对“其他支出”进行特别的规范，既让潜藏其中的腐败无所遁形，也能充分保障公众的知情权、监督权。

一方面，在无法避免启用“其他支出”时中设置禁止类类项目，将“筐”口收窄。比如2012年底，深圳出台细化市级部门项目支出管理的规定，其中就首次设置了禁止类支出事项，其中在“其他项目支出”中不允许安排“一般性出国(境)经费”。以此类推的话，公众特别关注的“三公经费”，尽管它目前可能是政府公开程度最好的内容，但不能排除一部分“三公消费”被安排在“其他支出”中。所以，有必要在地方或者全国性的法规层面对“其他支出”做一些禁止性安排。

另一方面，彻底细化“其他支出”科目，规定其所有内容必须公之于众。我国目前的财政支出预算体系从上到下分为“类”、“款”、“项”、“目”四个级别，这是由粗到细的安排。财政部近日发文要求细化地方部门预决算公开内容，除涉密内容外，部门预决算全部公开到支出功能分类的项级科目。可以对“其他支出”规定必须公开到“目”，比如一项招待费，细化到每次招待几个人、酒菜分别花了多少钱。

做出这样的制度安排后，不管“其他支出”占比多少，绝对金额是多少，只要公众便于监督，就不会再怀疑它潜藏猫腻，这样还能为“其他支出”正名，恢复它作为技术性分类的本来面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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